刘存厚所用的“独立王国”一词。当时四川的局面颇像战国时代，六七个暴力集团的首领在这片土地上合纵连横，群雄争霸。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度、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经该防区的军阀认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过，由于争夺激烈，防区主人频繁变换，稳定程度还比不上独立王国，也比不上诸侯领地，倒有些像黑帮地盘。今天洪兴占了油麻地，明天东兴的各位老大领着小弟再砍人抢回来，类似的情节不断上演，弄的进城的乡下人先的看清楚城门口收入城捐的是哪路老总，免得给错了人。
刘存厚自己也说，他“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
其实四川军阀的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历史上曾经有到1935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2015年的。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征收烟款，便设烟馆，抽收红灯捐。各军防区还设立水陆关卡，征收过道捐税。这样一来本来还能在清廷的盘剥下勉强维持的工商业几乎都关门大吉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民族工商业都是哀鸿一片，反而是买办和外资在这些地方大行其道，原因就是没有几个军阀敢跟国际友人们较真，腰杆都是弯的，就算有枪杆子撑着，手里的白条换不回人家的真金白银。
除了预征之外，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到了共和三年底，四川田赋附加税有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26种名目，附加税额之沉重，有的竟有达正供十倍之多。
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或许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土匪毕竟没有“预征”，也没有“附加”，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路。而这些革命军阀恰恰追求“竭泽而渔”。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共和二年春节，川中鬼才刘师亮看到一家军阀门口贴着“共和万岁，天下太平”的对联，非常气愤，特撰写了一副对联：“共和万*税，天下太贫。”所谓的革命政府横征暴敛，广大人民仍陷于贫困和绝望中，被他写的是淋漓尽致，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还是这位不畏强暴，仗义执言的刘大师，对四川的革命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写下了许多构思精巧别致、讥讽毫不留情的税联，暂取一副以飨读者：
半年粮上六回，时拘押，时比追，迄无宁日，
百货税征数道，罢请求，罢减免，只有呼天。
到了南方各家开战，一决雌雄的时候，南京政府捐税已经很多，而一些地方的贪官污吏又巧立名目，加捐增税。有些税名闻所未闻，真正达到了“万物皆有税，惟有屁无捐”的境地。
“尽敲榨假充公用，遍设关税、卡税、田税、屋税、丁头税，税到民不聊生将腹税；竭搜罗大饱私囊，勤抽盐捐、米捐、猪捐、柴捐、屎尿捐、捐得人无活路把躯捐。”
这副对联就是当时南方九省“共和万*税”的真实写照。只可惜这副对联刊登在上海的几家租界报纸上，竟被南京政府以“诽谤政府”告上了租界的工部局法庭，堂堂大国的外交官竟然在红头阿三的押送下在外国人的法庭里控告自己的同胞讲真话，好歹没有用上共和大总统乔大爷的名头当原告。用当时在浙江主持政务的张南江老兄的话就是“难得他们还认识羞耻二字。”
这场革命政府告报纸的案子一经北方媒体的宣传，连原来的革命青年学生都迷茫了，一直都是清廷在英美租界、法租界的工部局子里告了《苏报》、告《浙江潮》，没想到革命成功了，反倒是革命政府来工部局告讲真话的报纸人，这让热情洋溢的青年们情何以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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