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也是这个道理，从福健出发翻越武夷山，穿越江西抵达湖北的汉口，在继续北上经过河南、山西，北上到蒙古，最后抵达恰克图。如果换成从福健沿海走海运到天津，然后去恰克图，不管是时间还是成本都会大大的节省。
历史上英国人逼迫清政府开放了福州贸易之后，福州茶道打开之后短短几年，就超越了广州。俄国人则利用汉口长江水道的便利，通过长江和海洋联运到天津北上恰克图，短短几年就打垮了晋商垄断了几百年的茶叶贸易。
反市场的经营，一旦遇到市场化的竞争，往往只有破产一条路可选。不管是十三行还是晋商都过于依赖从政府获得特权来提高竞争力，而不是通过技术提升竞争力，结果在面对连清政府都管不了的洋人竞争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失败了。
虽然广州充满着大量反市场现象，周琅现在恰好有一种抗衡官府的力量，如果他在十三行面前做野蛮人，估计十三行损失会很大。但让中国的资本力量受损，那不是周琅要干的事情。
周琅的目的是跟洋人竞争，尤其是潜在的最大威胁英国人竞争。
为什么敢跟英国东印度公司正面竞争，因为周琅也抓住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反市场行为。
跟十三行一样，这也是一家垄断组织，他们借助英国政府授予的特权，一直垄断着茶叶贸易。
可垄断必然带来高价格，低效率，超额利润，东印度公司职员超高的薪水，就是从这些垄断特权中提取出来的牛奶。
那么只要找到一个英国政府无法控制的势力，东印度公司这种反市场行为，很容易就会被周琅利用，制造东印度公司的死亡。
英国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有许多遭人诟病的东西，但他有一条原则，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守法。是的，这家公司将守法写入了公司守则中。不管到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公司都规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不管当地法律是多么不合理。
这家公司跟黑奴、鴉片都撇不开关系，但是在英国政府拿破仑战争后禁止了黑奴贸易，东印度公司就不干了，在道光年间满清政府下令禁止鴉片进口，东印度公司也不干了。
当然他们遵守当地的法律，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道德，而是出于贸易安全考虑。
这跟后世中国的国企一样，尽管黑暗面很多，其实国企的违法行为要远远少于私企。为什么，因为国企管理者的经营动力并不是利润，而是官当的稳当不稳当，所以做违法的事，哪怕赚取了高额利润，结果惹来了麻烦，导致企业老总被撤职，这不符合管理者的利益。因此尽管也有国企爆出来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但总体上是远远少于私企的，他们没有私企干的多，也没有私企干的那么丧心病狂。
东印度公司也一样，他们的企业管理者早就超脱了利润驱动的时代，最大的驱动力是维持垄断地位，如果触犯英国法律，他们就有可能被英国政府剥夺特许权，如果触犯中国的法律，那就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禁止贸易。
因此他们不愿意违法，违法的成本太高。但他们不愿意违法，却不是出于内心对法律的自觉遵守，那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在不违法的情况下，继续取得利益，那就是绕过法律途径，继续从违法的业务中谋利。
中国大多数国企采取这样一种措施，那就是将劳动外包出去，一个个看起来在国企做事的员工，大多数都是劳务外包公司派遣的，这就让国企规避了因工人加班加点触犯劳动法的风险。
东印度公司采取的措施，则是将鴉片贸易这种禁止的贸易，从公司手里转移到那些依附于公司的散商名下。鴉片战争前期，每年输入中国的鴉片数量确实巨大，但却很少是东印度公司贩卖的，而是渣旬（怡和洋行）、颠地（宝顺洋行）以及美国旗昌洋行这些依附于东印度公司的港脚商人贩运。但就如外包劳务的国企一样，最大的获益者，其实还是东印度公司，因为东印度公司虽然因为触犯法律，退出了运输和销售环节，但他们却利用在印度的政治垄断地位，垄断了鴉片的生产，那些港脚商人最后不过是给东印度公司跑腿的而已。
由于守法的东印度公司不会触犯法律，因此他们进入英国的商品，可都是照章纳税的，可以说，东印度公司在每个通过航运运往英国的茶叶箱子上都盖上了印花税印记。
东印度公司缴纳的茶叶税有多么重要，根据英国财政部的税收收入估算显示：茶叶贸易的利润在英国财政收入总量中占到了10%的份额。
东印度公司合法纳税，光是茶叶税就能带给英国政府一成的税收，而东印度公司所有贸易项目中，茶叶贸易的利润也是最大的，可以说茶叶贸易不但关乎英国政府的财政平衡，也关乎东印度公司的利润稳定。
周琅就是要打击这一点，既能打击英国政府财政，又能打击东印度公司的利润。
而从他收到的情报中，他恰好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打击的机会，那就是周琅发现以向英国走私茶叶为主要营业的丹麦和瑞典的公司，每年从广州收购的茶叶，竟然比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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