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机场位于沪上特别市西北方的郊外，距离市区不算远，只有十几公里。
虹桥机场始建于北洋政府时期，民国十年开始修建，最初的目的就是准备开通北平和沪上的空中航线，当时机场面积不大，只征地不足三百亩，但最终因经费不足，只建成了一条跑道就停工，没有达到通航目的。
直到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交通部才将机场续建完成，归属交通部管辖，并开通了金陵至沪上的国内首条定期航线。
民国二十三年，机场开始大规模扩建，征地近千亩，将机场的面积扩充到接近一千二百亩。
严格来说，虹桥这个机场的地理位置并不十分重要，至少对于国党空军来说意义不大，这里不仅因为是民用机场设施不完善，不适合国党空军使用，而且也距离沪上市区过近，作为军用机场很不安全。
只不过，这里毕竟是机场，一旦被日本人占领，日军就可以依据机场源源不断投放部队，虽然这个时候的日本空军部队还不具备大规模空运部队的能力，不可能只通过空运就在短时间内运送大批部队在机场，但适当的防卫还是必须的，毕竟这里还是一条人员物资运输门户，没有多少战术意义，可还是具有战略上的意义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战前准备阶段，659团就装扮成保安部队进驻了虹桥机场。
虽然机场的面积很大，设施却很简陋，虽然有油库、仓库、塔台等机场必须的设施，可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候机室，只有一些矮小简陋的平房供乘机人等候室使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座机场人员使用的二层小楼和十几间平房。
由于机场建筑较少，进驻机场的659团的绝大多数士兵都住在帐篷里。
进驻虹桥机场的659团，其实只有第三营驻扎在这里，团长何蕃带团部和第一营、第二营驻防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及其它几个战略要地。
第二师属于德械师，德械师的部队不仅武器装备全部从德国购买，军装也同德军一样是灰绿色，只不过由于他们是以保安部队名义进驻机场，他们现在都穿着黄卡其布的保安部队军装，可能是临时找不到保安部队应该使用的帐篷，他们的帐篷颜色还是灰绿色的德军制式军用帐篷。
659团三营长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由于地方保安部队没有军衔，看不出他是什么军衔，不过一般来说应该是少校，少数资历高的会是中校，由于民国二十四年重新严格规范军衔制度，国党铨叙军衔晋衔非常苛刻，尉官进至校官要在上尉任上有四年，校官晋级要三年才一级，进至少将要四年，还不是只熬资历就可以的晋级的，这还要有战功或者其它突出功绩才可以。
另有职务军衔，这是军事委员会批准即可，也就是需要委员长签字认可的。
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抗战开始后，为了避免过于死板的军衔影响任命，暂停了铨叙军衔制度，只实行职务军衔，抗战后才恢复铨叙军衔，可以说，民国时期是双重军衔制，即严格正式的铨叙军衔和相对宽松的职务军衔。
这也导致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比较典型的就是黄埔一期生王耀武，他在担任七十四军副军长时，铨叙军衔是少将，但他的职务军衔就是中将。
最典型的还是黄埔六期生廖耀湘，他在担任第九兵团司令时，职务军衔是中将，而他的铨叙军衔才是中校，晋衔上校还要等了几个月。
果然，在王兆槐拿出京沪警备司令部的信函后，李秀岭不仅恭恭敬敬地向王兆槐敬礼，还口称学长。
原来，李秀岭是黄埔七期毕业，现在军衔正是少校，他的年限倒是够少校的级别。
现在中央军里，绝大多数都有黄埔学历，按李秀岭的年纪，他这个少校倒是晋升的中规中矩。
李秀岭对王兆槐很客气，也很恭敬，主动在小楼里给王兆槐和先一步到达机场的王兆槐的副官，以及王兆槐稽查队的几个下属腾出了房间。
至于秦川，李秀岭就就没那么客气了，秦川和他督查室的人只能去机场的空地上住帐篷了。
秦川谢绝了王兆槐要他同住楼里的好意，而是带着督查室的人都住进帐篷。
由于帐篷也很紧张，秦川也没好自己独占一座帐篷，而是和赵毅、李飞同住一座帐篷。
一进入虹桥机场，秦川同外界的联系就被彻底割断了，机场塔台和小楼里倒是有电话，可电话都被李秀岭的部下控制着，除了李秀岭和王兆槐，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使用电话。
这一点，秦川是理解的，毕竟659团是秘密进驻，而且这里的电话也不敢保证不会被窃听，如果电话可以随意使用，很容易会泄密，为了机场事件，现在中日双方还在各持一词打嘴仗呢。
由于没想到督查室的行动组和警卫组有如此多的人，李秀岭这一个营携带的给养也不多，到机场后才发现他们的伙食无法解决，要659团和还在苏州的补充旅旅部解决也不现实，经过同王兆槐和李秀岭商量后，秦川自己出钱，在李秀岭的人和王兆槐副官陪同下，到机场外面去采买。
如果仅仅是督查室的人，问题还不大，二百多人也用不了多少东西，可秦川不能仅仅考虑他自己这二百多人，否则机场里就会出现两种待遇，这会很不合适，甚至让李秀岭的人非议刁难他们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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