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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七年八月，时隔四个月的时间，李定国早已从肇庆回返到了广西的柳州府，按照计划积蓄粮草，以备来年再战。
不过，李定国也是刚刚回来。四月的时候，就在他退兵之时，广西明军的卫国公胡一青曾率军进攻过桂林，结果没能从线国安、马雄他们的手里将城池重新夺下来。上个月，李定国又率军去打了一次桂林，结果也没能成，只得重新回返柳州继续休整。
没成想，前脚刚回来，后脚便接到了冯双礼率领大军奉孙可望之命前来攻杀的消息。于是乎，李定国在江口设伏，打了冯双礼一个措手不及。随后倒是好言相劝了一番就将其放了回去，但见得冯双礼微有悔意，也算是一种收获。
回到柳州城，大军各自回营，没过几天，翰林院孔目周官便抵达军中。
说起来，安龙府行在到柳州府这边，无非是一路向东，过安隆司、泗城州和庆远府便可直抵柳州城，其中间或还有水路通行，可以减少路上的花费，所以周官很快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读过了那份“词旨哀怆”的敕旨，李定国转而向西拜倒，数叩之下竟有鲜血洇了一地。
扶明与自立，不仅仅表现在李定国与孙可望之间的矛盾上，甚至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他们二人矛盾的源头。
这些年下来，孙李之间本有矛盾，入云南后又有杨畏知的两头挑唆。其后，孙可望那边的任撰、马兆羲、方于宣等人的大肆怂恿，并为孙可望造势禅位。而李定国这边如金公址等永历朝廷中出身的文官则不断向他灌输忠君报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例如每每注解三国演义，每遇刘备、关羽便大加赞誉，遇董卓、曹操之流便大加鞭挞。久而久之，李定国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
“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
写罢了这份回书，李定国又提笔在写给内阁首辅大学士吴贞毓的信中写到：“粤中未定，进退维艰，凡事须密，责在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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