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太太的公寓是派克弄一栋闹中取静的石库门洋房, 与新天地仅几分钟车程。因为知道她喜静, 爱念书算术，不愿有人打扰，便将屋顶第三层带花园的独立小套间收拾出来给她住。住进葛太太家以后, 再没有福开森路那日日夜夜从楼下浮起的各种声音——各样电车隆隆声、汽车马达嗡嗡响、学校上下课堂的揿铃声以及工匠修筑新房的捶锯声——朦朦胧胧的、恍恍惚惚的声音, 都没了, 安静得整个人直往下坠下去。
楼顶的紫薇、凌霄与月季生的极好，一丛一丛的, 从花坛里顺着墙壁爬下去, 爬下去, 直坠到两栋楼间的过道里。她每天躺在楼顶躺椅里算数据时, 能一眼望见院里的冷松、院外街道上的梧桐与过路的行人。
她搬过来以后，去市政厅更改常住地址时，第一时间也委托市政厅将地址给玻尔发了一封过去。很快她就收到玻尔的信件，大约是一封寄送给多人的模板信件，上面写着：“第一阶段实验暂告段落，等待香港最新进展与消息前, G组全成员等待港口通航后返回香港, I组个人数据尚未处理完全的可以来实验室处理后续数据, 已经完成的, 可以暂时在家中休息, 或是前来协助其他成员完成；其余组工作照旧进行。另, 鉴于租界内及上海市时有动乱, 许多饭店商铺关门, 饮食及出行受到影响的研究员，可以向我致信登记姓名，研究院将免费提供一日三餐。”
她去过研究院两次。
第一次时，所有人都表现出了额外的关怀。她很清楚这是个什么时代，中国人又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她从不奢望在一个诸多国家接连出过排华法案以后，她能代表自己的同胞，在研究院这个小生态圈里赢得太多地位。但是一旦出现了什么悲惨事迹，人总是很乐意表达自己的善意。她一整个上午都在一一接受来自熟悉或者不熟悉人的善意关怀，根本没有人将手头工作匀给她做。
没多久，上海市周围数千市民义愤填膺从四面八方涌向租界，造成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租界当局及六国公使不得不出面，让上海市大小报纸都刊载了日捕股即将严惩纺纱厂失职官员佐久间、藤间及十数位日捕股军官，理由是他们“纵容反人类生物学研究院在公共租界进行丧心病狂的研究”。工部局一部分陪同日本研究院返回日本，另一部分，少许调度至台湾抑或回国，经历了一次大换血，已没有多手伸向研究院。刊载日军军官失职事件当天，研究院余下的日军也撤离；而另一位刚从英属东南亚抵达上海的陆军上尉赫德代替谢择益接管研究院。
第二次去研究院时，租界内外电车已经彻底停运，她只能坐葛太太给她安排的车去。下车后，她看到研究院门口立着的高大黑军装的背影发了会愣。等转过脸来时，却是个金发绿眼、两侧发际线后移的典型英国人面孔。她回过神来，从他身后走过去时，正巧有人在问他：“之前那一位军官呢？”
他说：“噢，Tse吗？我们这位曾起誓对帝国肝脑涂地、绝无二心的兄弟会优秀毕业生，前途无量的军人，最近恐怕涉及到一点政治问题。在他能在六国公使面前，让英国当局给予工部局另五国一个合理解释以前，恐怕要吃点苦头了。”
她站着听了会儿，直到赫德回过头来，注意到她胸前的金钥匙。她默默将金钥匙塞进衣服里，使之紧贴着自己的皮肤；在赫德向旁人打听起她与谢择益的关系前，转身走了。
短时间内她没再去过研究院，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家里，用最高的效率去写那一篇“窒息效应”原理的论文。费米与奥本时不时会带一些小礼物来看望她。费米妻子在上一次开放港口时抵达了上海，所以两人携带的礼物里时常会有一些费米自家做的烤饼干。两人每次都会邀请她去酒吧或舞场玩，无一例外的都被她拒绝。拒绝理由是：“我姑妈管教十分严格。”两人也不强求，不过奥本时常也会就这栋气派的石库门洋房打趣她：“原来中国上等人家的姑娘也是保守派。”
白人社会向来将工作与私人消遣分得十分清楚。融洽的同事关系不等于交往从密的朋友，即使现代社会，也很少有同事下班结伴去酒吧或是俱乐部。对于年轻男士来说，下班以后的消遣属于私人空间，大约不会愿意分享给一位关系并不甚密切的同事。除非另有企图，否则算是越矩。两人肯邀请她这样一位异性同出门游玩，要么是将她当做交心朋友，要么就是觉得她最近受到打击太多，还挺值得同情的。无论哪一种，她觉得十分难得，并都心怀感激。
这些都被葛太太看在眼里。有一次便同她说：“有朋友请你去玩，放心去就是，我请几个人将你远远跟着。”见她仍旧摇头，便问：“如今也不是个好时候，有钱的，人人都往上海外头跑，谁趁这个时候进上海来？上海这地方，能三天两头上我这来的，全是些上了年纪的糟老头子。别人家女孩儿十五岁便放出去交际了，你也快十六，老在家呆着也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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